近日在书店购得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5月出版）。因该书作者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谈的又是与自己研究领域有关的战争暴力问题，故不敢怠慢，认真拜读。读后，我对吉登斯的理论颇感失望。可是，问题不完全在吉登斯本身，我不得不怀疑：吉登斯的思想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被扭曲？
作者在“译后记”中称，对于人名，他们“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校者在该丛书的“译序”中称，他“逐句逐字”校对了全书。但是，书中屡有置固有的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例如：19世纪著名军事学家、《战争艺术》的作者、瑞士人约米尼（Jomini）被译成“乔米尼”（第27页）；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被译成“黑罗多特思”（第58页）；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被译成“阿肖卡”（第91页）；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译成“夏勒马涅”（第136页）。显然，这不仅是个习惯译法问题。更让人吃惊的还是下面这段文字：
“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第99页）
乍一看，以为“门修斯”又是一位国人很陌生的外国大师级学者，其实Mencius即中国的孟子。所谓“格言”，即《孟子·万章章句上》：“孔子日：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记·曾子问》：“孔子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孟子》和《礼记》转引的孔子语录，不应当作孟子的格言。
查阅第104页上的第35条注释，吉登斯所引的这条材料来自《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一书，作者是LiChien－nung（李剑农）。到底是李一开始就用错了？还是吉登斯引错了？抑或译者译错了？因手边无书，难以核对。但不管怎样，译、校者们在“门修斯”中的表现是令人震惊的。
孤立地看，这属小事一桩，但和“硕士”、“博士”、“北大教授”、“三联书店”、“学术前沿”这一连串贯于书的封面和封里的头衔称谓相对照，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笔者虽不愿小题大作，但还是不得不涉及与此有关的更为深层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知识在高等教育中受到严重冲击。发展应用性学科、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原则本身没错，传统学科和课程作必要的调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并不知道“度”在哪里，许多大学将必要的文、史、哲课程或压到最低限度，或取消，或干脆将其转变成旅游、秘书专业。文科大学生不学中国通史，更不学世界通史。高校人材知识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直到今天，就连堂堂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和他的教授都不认识自己的老祖宗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方向了。
不少高校在高级职称评定中必须要有专著的规定是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浮躁的根源之一。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应从学写学术论文做起，研究者在10年、20年撰写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积累学术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有质量的学术专著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判断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准应以他们学术论文的质和量为准。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一、二篇像样的论文后，便匆忙拼凑学术专著，急于当各类急就章式的书籍的主编。此既造成社会上大量“学术赝品”的堆积，又造就了一批专著等身却写不出几篇像样论文的“学者”。“大胆培养青年人才”之类表面上挑不出毛病的口号，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中，往往更多地产生负面作用。
青年人出专著风气的始作俑者是80年代上海文艺评论界的个别年青人，当年《文汇报》还专门作了报导，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青年人的著述立说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气”（大意如此）。青年人“著述立说”遂成中国学术界的“一道风景”。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勇气在今天看来对中国学术界的负作用实在是太大了。青年人著书立说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学术研究的规律。学术勇气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积累之上才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没有学术积累和功底的学术勇气只能酿成类似“门修斯事件”的学术灾难，只能给后代造成不堪重负的清理文字垃圾的负担。
市场经济虽然给目前出版界带来诸多难题，但出版社没有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却和市场经济毫无关系。我们知道，负责的学术出版机构都把学术质量的把关任务委托给专家，但许多出版社就是不愿这样做！虽然编辑们大都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编辑而不是专业研究。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专业的学术进展知之甚少，而偏偏又要由他们来判断一本专业书的学术价值并对具体的学术问题把关。这实在是对学者的怠慢和对学术的不恭。
西方理论固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也不必盲从，尤其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因语言的障碍，外国学者受到很大限制。西方学者往往因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模式，不得不面对他们难以把握的东方文明。这时，他们往往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这位吉登斯大师居然在书中写到：中国曾对印度尼西亚享有过名义上的行政权力（第100页），如果这句话能够成立，那么，乾隆皇帝名义上的行政权力也可以说是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恕我直言，此次“门修斯”一事实为学术界之一大问题。高等教育、学术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恶果，目前只是刚刚开始。如不予以警示，笔者深信，更大的惩罚正等待着我们。到那时，我们将目瞪口呆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摇大摆走进象牙之塔。诚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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